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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世平:我的父亲_人文频道_东方资讯

发布日期:2020-06-29 02:12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今天是父亲节,重发一篇文章,怀念我的父亲。这篇文章是15年前写的,原题《心债》。

1996年农历正月初四,父亲走了。。

父亲名叫徐志贵,生于浙江余姚(现已划为慈溪),高小文化,早年离家,到宁波做学徒,学木匠。解放后长期在部队工作。他不嗜烟酒,不苛言笑,性格内向,我们都有点怕他。他的饮食习惯,可能不太好,口重,吃东西几乎不嚼。这可能也是他后来得胃癌的原因之一。

1993年夏天,父亲去海军411医院检查。我陪着去的。这也是我第一次陪父亲去看病。于是,我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他。父亲看上去很年轻,也很英俊,算是个美男子。他四十多岁的时候,拍过一张照片(如图),像一位明星。411医院的检查结果出来了,诊断为胃癌。父亲有点紧张,我想扯开一些话题,但扯不开,心里难过。我的印象之中,父亲似乎从未怕过什么东西。411医院要求立即开刀,我们同意了。当时,我们曾经想过,是否转院治疗。可是,父亲坚持要在部队医院开刀住院。手术是顺利的,他的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。主刀的医生,还将切除的胃,拿出来给我们看,整个胃壁仍是光滑的。医生说,情况不错,估计有较大的存活空间。

父亲听到病情,很高兴。他恢复极快,一个月时间,他就可以满地乱跑了,没有一丝的病状。可是,我们犯了三个致命的错误。一是没有坚持让他化疗(父亲反对化疗),二是没有坚持让医生将整个胃切除。三是没有坚持让他好好休息。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,退休在家,无事可做,便跑去帮一个朋友,照料一个厂子。

1995年9月,父亲胃癌复发。这一次,我们说服了他和他的部队单位,将其送进了瑞金医院。可是,一切都已无济于事。父亲出院那天,我想好了,一定要自己开车去接。那个时候,我没有车。向一个朋友借车,结果,这哥们儿竟然将此事忘记了。我也曾经向报社的司机朋友借车,或有公务,或在搪塞,均不得要领。我走投无路,便跑到一个租车公司借车。那个时候,租车的手续很复杂,要押几万元,身份证,单位公职证明,而且不能当天取车。无奈之下,只好叫了出租车将父亲接回家。那一天,我心情极差。父亲倒是很轻松的样子,他对我说:“出租车也很好嘛”。可是,我觉得,我欠了他什么。至少,我是失信的。

一个月后,父亲病情加重。他感觉,这次是真的挺不过去了。父亲提出,他要回宁波老家去,死也要死在家乡。这种心情,可以理解。当时,他已行走不便。于是,我决心用车将父亲送到码头,送到轮船边上。报社采访车的司机梅林,十分理解,那天偷偷将涂有《新民晚报》采访车字样的车借给我。那天晚上,我开着采访车,横冲直撞地开进了十六铺客运码头,将车停在了“工农兵18”号轮的船舷边上。我的姑父,将父亲背进了船舱。我将车抛在码头,进去同父亲告别。他故作轻松地挥挥手,对我说:“快回去吧。车停在那里,会影响别人上船的”。我回到车上,乘客已蜂拥而入,车已动弹不得。我趴在方向盘上,哭了。

第二天,我去北京采访。刚下飞机,即接到宁波姑姑的电话,说父亲不行了。于是,我将采访的事情,托给了北京记者站的同事,立即买机票飞回宁波。到了宁波,父亲已不能说话。我很震惊。父亲到宁波的时候,我们还通了电话。他听上去,一切都好,情绪也不错。他还告诉我,姑姑买了一只大山龟,要给他补补身子。据医生说,这是癌细胞浸入大脑所致。父亲看上去,似乎同常人无异,睁着眼,也能用眼神交流,不过,躺在床上,已全然不能动弹。我在宁波呆了三天,父亲仍好好的。我知道,他的心肺功能极强。我决定赶回北京继续工作。此后的几个月间,我先后三次接到父亲病危通知,三次赶去宁波,均有惊无险。我下了决心,一定给父亲送终,以尽孝道。

1995年农历腊月28,我再次接到宁波的电话。我们兄弟姐妹四人,立即坐快艇赶去宁波。大年三十晚上,我太太带着儿子,也从上海赶来。父亲仍躺在床上,能睁眼,但已瘦得不成样子了。我们一家人,将年夜饭,摆到了父亲的床边。我端了一杯酒,跪在床边敬父亲。我还对他说,今年我要远行了,要去美国,做驻美的首席记者,可能无法陪你了。看得出来,父亲的眼神有点茫然。我不知道,他听明白没有。但是,最终,他的眼角,流下了眼泪。

正月初四。父亲走了。我们兄弟姐妹,还有我们的子女,都在他身边。我们按父亲生前的要求,将其葬在祖母的旁边。出殡那天,大雪纷飞。宁波这个地方,下这么大的雪,气象史上都少见。我决定,要亲自驾驶装运父亲棺木的卡车。卡车在大雪中,缓缓向宁波郊外的宝幢山驶去。车到山前,有一个窄窄的石板桥,桥面积雪,都已冻上了。我试了几次,都无法将车开过石桥,还差点将车翻到河沟里。最后,我的一位表叔,也是一个老司机,正是他出手相助,才将车开过了石桥。我注意到,车轮有大半个儿都露在桥面之外。好悬啊!

也许,命中注定,我是无法用车将父亲送到人生的终点的。

(2006年10月于上海)